走路赚钱走穴是什么意思( 四 )

在20世纪上半叶对书法审美进行的现代化解读中，书法之为艺术的本质得到了肯定，且被视为中国文化特殊性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之载体。但正如姜澄清所言：“只不过，这种美学理论在民国时期既不可能对整个文化领域形成整体影响，也不可能唤起群体性的理论认同，它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典型的个体的文化——审美立场，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只在于我们的追加。”[注]在书法失去其依存的泛文化语境之时，借用西方现代理论思想以充实其内涵并为其争取合法性地位，造成了与传统书法审美的断裂，原有的乞灵于主体超越功能的传统思维方式遭受严重贬抑。审美方面的现代式解读，是书法艺术化的延续或者可以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用”“艺”一体到“用”“艺”分离的过程，书法之“用”并没有在当下的书家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但此种“用”已与先前有很大的不同，书家对于书法之“用”实际上是在进行“艺”的创造，这与书法领域中的体制化进程密切相关。在书法作为一门自足艺术的专业化倾向日渐彰显之时，体制化进程使得对书法及其主体的认识和阐释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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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制化下的书家书法在20世纪初的另一大变化是书法家的职业化，或者可以说是在书法主体中崛起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书法拥有“人人必习”的历史，在传统社会分层中，“士”可以说是书法的监护人[注]，书法既是他们超乎常人之上的那一部分聪明才智所滋养出来的奢侈品，也是他们藉以区别其他社会阶层的教养标志。从萨林斯的观点出发看待书法的历史境遇，我们认为书法原本是文人士大夫与大众区隔的象征性生产场域，从20世纪初开始，书法作为此种场域的功能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消解，中国知识阶层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
在费孝通看来，知识的区分性占有是社会分化的基础，他把知识分为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与规范知识，传统士大夫主要占有规范知识以控制以前两种知识占有为主的大众，“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权威，他们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 。到了近现代，“中国知识阶级有了不加以实用的技术知识，但是没有适合于现在社会的规范知识”[注] 。就书法而言，按费孝通的说法应是属于规范知识的范畴，这就涉及文字、书写与权力的关系，但随着书法的艺术化与职业化，书法似乎呈现出一种技术知识的状态，但又与实用性科学性极强的技术知识有很大区别。[注]现代知识分子以技术精英为主体的知识结构，使得书法不再是知识者不可或缺的人文教养，降格为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经过文革期间的沉积，在20世纪80年代书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多种书法杂志的发行、全国性书法比赛的举办、全社会范围内的硬笔书法学习热潮以及后来书法专业教育的建立和业余学习的兴起，大众逐渐参与到书法作为纯粹艺术的普及化、大众化、单一化进程中。书法家不再像此前与士大夫的混融与合一，专业化与职业化把此前整体化的社会精英细分，而书法家成为艺术家的一部分，书法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在上述情境下，书法与权力的关系或者说是艺术与政治的共谋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在其中存在一个悖论，即书法离政治观念最远，然而离政治权力与政治舞台最近。克劳斯(Kraus Richard Curt)的研究从政治精英史的角度指出，书法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制度(institution)，作为艺术的书法与政治的联系方式是多样化的。[注]首先，重要政治人物是书写的掌控者，其书写代表着荣耀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把书法视为帝制中国精英文化的隐喻，视为在20世纪后期表现矛盾的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文化习俗与国家权力的碰撞，百思特网其中的困境在于如何使用过去的遗产而不被其所抑制；第三，中西相异的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表现为亲和力与张力的相异，中国的文化实践实际上展现了两者之间互相依存的方式，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艺术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政治。实际上，书法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一直是官本位的。虽然当下在如何成为书家以及体系化过程等方面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但书法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以贯之的。古代文人本身就是从政者，当代文人已经从政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化的群体，但艺术与政治共谋的现象似乎并没有缓解的迹象。实际上，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一些地方书法家协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已经成为了“交易所”，而书法家协会从表面上的群众团体一举成为书法“政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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