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期间的最早中国留学生

2010年02月08日被后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早年留学海外，成为最早体系接管西方新式教育并获得正式学位的东方人。归国后访查太平天国，上书建言七策；献身洋务运动，购买“制器之器”；介入变法维新，当选中国国会会长；促进共和革命，筹谋“红龙中国”规划，成为唯一全部路程介入中国近代史各主流事务的热爱自己的国家者。其中，时间最长、活动最多，贡献最大确当属洋务运动时期。对容闳在启开中国近代化程序的洋务运动期间的建树和作为，余明侠传授曾经撰文总结如下：容闳在洋务运动期间的首要建树（余明侠徐州师范大学汗青系，徐州，２２１００９）提要容闳是近代中国熬头位留学生。他对中国社会近代化事业的突出贡献首要表此刻对洋务运动的广泛介入。其首要成就有：1、购买新式呆板；二、向清廷提出旨在鼎新时政、富国强民的“四项条陈”；3、操持并实施幼童赴美留学事业，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抱负。要害词容闳洋务运动曾经国藩 “四项条陈” 幼童赴美留学容闳（１８２８—１９１２年）于１８５４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汗青上熬头位受过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１８５５年，他满怀振兴中华的报国壮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先后考察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介入了曾经国藩的洋务事业、投入了戊戌变法活动，最终则转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故其一生的首要岁月，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汗青相始终的。容闳因久居外国，不谙华文。其首要巨著《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你好naand America）［①］即系用英文写的自传。从１８６３年起，容闳即参加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他与洋务派的领袖人士曾经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皆有往来，而以与曾经氏有相知之雅，故其于洋务运动时期的首要建树，也系在曾经国藩的支持下进行的。1、学成归国访问南京容闳早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就昕夕筹思将来怎样能对贫穷落后的祖国的从头振兴贡献一己之力。他说：“当予求学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期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②］为了改变“中国之腐败”状况，容闳的设想是：“以西方之学术，贯注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茂盛之境”［③］。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提高群众的思惟文化素质，鼎新各类弊政，汰除陈旧观念，使古老的中国能够跻入世界近代化先进国家之列。容闳的这种思惟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之先声，迹其一生，他始终为实现这一抱负进行了对峙不渝的奋斗。厥后影响不断扩大，不少具有热爱自己的国家主义思惟的先进人士陆续提出了各类近似的主意，于是就形成了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可是，在１９世纪５０年月的中国，容闳的这一主意还曲直高和寡难获知音的。１８５５年后，容闳回到祖国，所见所闻的种种暗中现实，使他感到无穷苦闷、彷徨和焦虑不安。他一度想通过经商致富的途径，“藉雄厚之资力”，以实现救国抱负。可是不长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未免太无邪，而自己既然“志在维新，自宜大处落墨，若仅只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④］，遂又决计弃商从政。这时候，震荡中外席卷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容闳对此深表同情，他认为由于清朝政府的残暴暗中统治，“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难免于革命”［⑤］。为此，容闳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从上海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决定自己今后的政治去向需要解答的题目。此时掌管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ｇāｎ＠①与容闳在喷鼻港时即已相识，故而对故人的远道前来访问深表欢迎。容闳遂向干王提出了鼎新天国朝政的七项建议［⑥］：“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社团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建设水师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5、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参谋；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救世主教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类实业学校” 。上面所说的七项建议有如下独特的地方，需要加以说明：首先，建议的内容有关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虽是针对天国的现实状况而发，但其政治抱负基本上均包罗于内。诚然，其中第六项所云要在各级学校中，将“《圣经》列为主课”带有强化宗教的颜色，但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迎合洪秀全的以教主自居的政教合一思惟，以有帮助于鼎新方案的实行。其次，在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有关教育，至于其他三项没有有关教育的建议，若“良好军队”的军官、“善良政府”的官员、“各级行政参谋”的来源，亦无一不依靠学校来培养、造就。由此可见，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惟乃是七项建议的主旋律和基本宗旨。再次，容闳的七项纲举目张式的鼎新建议，如果与洪仁ｇāｎ＠①于１８５９年所提出的《资政新篇》比拟较的话，显然要简略得多。限于篇幅不能多赘，可参见拙文《从〈天朝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看农民战争的变化》［⑦］。可是就两者的基本精神而言，都堪称是为了使中国迅速步入近代化的殿堂所设计的最好蓝图。遗憾的是，这两个蓝图在太平天国都是不了了之。相反，在清朝方面的洋务运动兴起后，其中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内容，却被陆续付诸实践。洪仁ｇāｎ＠①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因为相互的鼎新思惟深相契合而表示赞赏。当即希望容闳能够留在天京（南京）担任职务，作为自己的臂助，并立即送上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和写在一幅黄缎之上的委任状。根据天朝官制：“义”为四等爵位，地位算是比较高的。这对毫无小功劳又与天国素无渊源的容闳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殊荣了。可是他再三考虑然后，却婉言回绝了干王的厚爱。究其原因，首要有四：其1、容闳认为洪仁ｇāｎ＠①虽然久居喷鼻港，了解近世欧美各国情况，且有一定识见，“凡欧洲各大强国以是茂盛之故，亦能知其秘钥地点”［⑧］，但其为人却是“善善而不能用”，即口头赞成而不能实行。其二、容闳此时已了解洪仁ｇāｎ＠①并无多大实权，名义上虽然位列朝班之首总摄百揆，然而在实际上凡事皆须通过领有军权的“诸王”讨论，“经多数赞成”，再经天王批准“乃可实行也” 。在此之前一年，洪仁ｇāｎ＠①的《资政新篇》业经天王赞成刊行，尚且没有办法在天国统治区内予以实行，而容闳如果再将希望依靠在他身上，岂非缘木求鱼更加“无能为役”了吗？［⑨］其3、天国后期的军事形势日趋严肃，上游军事重镇安庆自１８６０年然后即被湘军牢牢围困，情况至为危急。如果安庆一旦防守区被占领，天京即失去屏障，此时安庆守卫战的倒霉战讯正不断传来，容闳到了天京，对这些情况又岂能毫无所知？他对天国的前途缺少信心，自然不愿将个人的政治抱负乃至身家人命孤注一掷，轻易冒险。其四、容闳虽对太平天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可是实际考察然后，不断获知的许多新情况：使之更不愿将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依靠在这样的政权之上。“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士，其行为风致，与所操持，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得出了“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⑩］的论断。就是这样，容闳遂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去从头寻觅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二、洋务运动兴起后参加曾经国藩的幕府１８６１年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兴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为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前期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求强”，后期则转向经济方面的“求富” 。曾经国藩于１８６１年８月攻陷安庆不长，即始于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造洋枪洋炮，这是中国近代熬头个兵工企业。然而，他在开始时把“师夷长技”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先购买西洋的坚船利炮，然后再“访募沉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示，继而试造”［①①］，即不难立获成功。于是在他的幕府就征聘了一批中国当时熬头流的“沉思之士”，如华蔚芳、徐寿、李善兰等人在其左右潜心仿造。可是试制出来的枪炮却很不抱负，故而曾经国藩在《日志》中先后写道：“阅新制之劈山炮，不甚合式”［①②］；在安庆东城外“演炸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罢了着花矣”［①③］。显然，弹药没有落地即“着花”（爆炸），就谈不上有啥子打死打伤力。然后，曾经国藩又命人仿造了一艘命名为“黄鹄”号的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有方”［①④］。由是，他逐渐知道完全依靠自学成材的、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采用手工操作，单纯地徒事仿照是不能造出大量精巧武器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引进西方最新呆板和先进技术，方克成事。正值曾经国藩筹思无计之时，其手下几位幕友推荐了容闳，极力称赞他留学美国，“抱负非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致茂盛”［①⑤］。曾经国藩十分重视，命人三次驰函敦聘，这种深厚而急切待士的立场，有点近似三国时代的“三顾茅庐”，使容闳深怀知遇之感。１８６３年８月，他来到安庆向曾经建议先设立一“呆板厂”作为“母厂”，然后设若干“子厂”，“造成制枪炮之各类机械”［①⑥］。再将这些差别的机械所出产出来的各类器件加以组装，即可成为枪、炮以及军舰之类的新式武器。曾经国藩听后禁不住茅塞顿开，遂于《日志》中记道：“李壬叔（即李善兰）、容纯甫（即容闳）坐颇久。容名采光，一名宏（同“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经在花旗国（即美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①⑦］。１８６３年１１月下旬，曾经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正式给以容闳前往西洋购买呆板的全权，并委以五品军功的官职。像这样的信任无间、不次拔擢，充分说明了曾经国藩的任人唯贤和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情。于是，容闳也就正式踏入宦途，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在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积极的贡献。3、容闳在洋务运动时期的首要建树（一）购买新式呆板，充实江南呆板制造总局１８６５年春，容闳将全部呆板从美国运回上海，共计耗费资财６．８万两白银。这批新式呆板被并入设在上海高昌庙的江南呆板制造总局（略称“江南制造局”或者“上海呆板局”等）。总局原来的基础薄弱，其呆板亦多陈旧。而容闳从美国“所购之器”１００余台，乃是设备最全、功效最好的呆板，至是悉数“归并一局”［①⑧］，遂大大充实了江南制造总局，不仅能制造各式枪炮，还能修造大小轮船。于是它就成为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开端。当时有的外国人评论道：“制造局系在两江总督管辖之下，局中有很多现代的呆板以及各类质料。局厂建得很好，制造事情整齐完善”［①⑨］。厥后不断扩充、发展，造船部分自力出来就成为著名的江南造船厂；制造军火部分则改称上海兵工场（１９３７年抗战后，为日军拆毁）。江南制造总局所造枪炮军火，于１８８４年的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发挥了作用。鉴于容闳对这一兵工企业的贡献，曾经国藩乃专折上奏清廷，说容闳“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实与古人出使绝域相等，应予奖励，以此激励”［②⑩］。于是，清廷遂任命容闳为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的资历分配到江南制造总局事情，月薪２５０两白银，这在一百多年前是很高的待遇了。“虽四品衔候补道，无此厚俸也”［②①］。１８６６年，在江南制造局的实际卖力人丁日昌的保荐下，容闳又被清廷赏披红翎，这在清代是具有一定功勋或者恩赐的标记。（二）向清廷提出“条陈四则”１８６８年，容闳在升任江苏巡抚的洋务派大员丁日昌的支持下，将自己的鼎新时政的四项条陈，请丁转奏清廷。［②②］熬头、“中国宜社团一合资轮船公司” 。所说的“合资公司”，即在当时西方世界业已普遍实行而在中国尚属罕见的股分公司。根据容闳的意见：“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其期于确保“股权”不致落入外国敌寇之手，以避免中国的好处遭到侵害。他还主意“公司中经理、人员，亦概用中国人”，以避免经营办理之权为外人所攘夺。至于轮船公司的任务，除一般货运外，首要是运输漕米。清代将南边的食粮通过运河运往北京一带，供应军需民食，年约数百万石，称为漕运。由于“水程迢迢，舟行迂缓，沿途侵蚀，不知多少！”尤其是在遇到阴雨连绵或者持续高温的天气时，米粮因潮气渗入受热而变质，以致“朽败而不可食”，既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又使国家每年遭遇巨大的损失。以是，容闳主意成立轮船公司以解决这一积弊而利国利民。第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认为国家储蓄人才” 。此条为容闳求之不得而多年未能实现的以振兴中华为宗旨的“教育规划”的核心。归国后十余年来，他蒿目时艰，益感推行近代化教育的迫切性和须要性。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许多新兴事业对娴习近代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人才的需要，也一天比一天深厚而急切。故而选派青年学娩出国留学“为国储才”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至于选派的办法，容闳在“条陈”中作了详细规划：（１）总名额定为１２０名，每年３０名，分四批（四年）选派完结；（２）学生的年龄定为１２岁至１４岁之间的聪颖少年，学习年限制为１５年，全部公费。学成回国时，一般皆为３０岁以下风华正茂的青年，可以大展鸿猷报效祖国；（３）行政社团，设正副监督各１人，卖力对留学生的办理事宜，另派“华文教习”伴同前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华文”，等等。第3、“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 。中国矿产资源丰富，但千百年来俱用土法开采，成本高而产量低。洋务运动兴起然后，施用新式呆板开采煤铁等矿的需要解答的题目被提到日程上来。容闳提出此项建议，是十分适时的。他鉴于开矿必须解决运输需要解答的题目，又建议“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 。容闳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足见其思惟的敏感性与识见的深远性。第四、“宜禁止教会干涉群众词讼，以防外力之侵人” 。两次大烟战争然后，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外国布羽士在中国境内有自由布道之权，影响至为巨大。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布羽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往往起着侵略急前锋的作用。为此，容闳指出：“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庖之象” 。如不妨微杜渐严予制止，后患将难于相象。故他明确提出布羽士的任务，仅只限于布道，“以后不管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办理奉教之中国人” 。毫没有疑问问，容闳的建议是不错的及时的，丁日昌等洋务派此时也已看到事态的紧张性，因为就在这一年（１８６８年）发生了扬州教案，以是才会赞成将这一内容列入“条陈”转奏朝廷。只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畏葸偷安，未能及早制止外国布羽士的侵权行为，以致祸害越演越烈，各地教案不断发生。在上面所说的的四则“条陈”中，容闳说自己之重点为第二项，即希望调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能够获得清廷批准，自己的教育救国的宿愿即可得偿。不料“条陈四则”投递清廷后，因无人支持而被束之高阁，这对满怀报国之心的容闳自然是一大打击。不过，“条陈”的四项内容却不胫而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引起曾经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的高度重视。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的内容陆续付诸实施。例如在李鸿章主持下于１８７２年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即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航运企业，承运漕粮兼运商货，其社团及经营方式等也多借鉴容闳的建议；又如在李鸿章倡议下，１８７８年开平矿务局的成立、１８８１年唐胥铁路的通车，以及１８８２年在左宗棠倡议下徐州利国矿务局的成立，等等。这些都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洋务企业。出格值当一提的是，曾经、左、李等人也均对调派青年出国留学一事深为关注，由于他们的支持终于开创了出洋留学的风气。（三）调派幼童赴美留学规划的实施１８７０年，容闳在曾经国藩、丁日昌的支持下，再次提出了调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规划。为了引起清廷的重视，曾经国藩决定由他领衔会奏，由于曾经氏的地位和影响，清廷迅即批准了这一奏折。本来留学生正监督应由精通英语擅长西学的容闳来担任，但是为了缓和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曾经国藩、李鸿章又联衔会奏清廷，决定在为留学生设立的两名监督中，由翰林身世、思惟守旧的刑部主事陈兰彬任正监督，而以容闳为副监督；随行出国的华文教席的任务是：学生在“肄习西学”的同时，“仍兼讲中学”，而且要“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端”［②③］。其首要目的，则要使学生安稳树立“中体西用”的思惟。１８７２年８月，熬头批３０名幼童（年龄定为１０至１６岁）抵达美国，揭示了中国近代汗青上出洋留学的新篇和章，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在此然后三年内，中国幼童均按规区分清楚三批到达美国。他们耐劳吃苦、勤劳勤学，有许多人的成绩跨越美国学生。据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履历测验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勤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后辈是没有办法达成的”［②④］。容闳见到幼童们来美后的积极奋勇前进精神以及美国人士的好评价，内心极为欣慰。可是支持自己实现此项“教育规划”的曾经国藩却于１８７１年冬因病逝世，容闳为此感到无穷可惜与悲痛。他说：如果上苍“赐以永年”，使之“得见其亲手种植桃李，欣欣茂发”、“手创事业之收效”［②⑤］，其乐当怎样耶！然而容闳所想不到的则是曾经国藩的去世使自己失去有力的后援，以致留学生正监督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等人看到这些幼童逐渐习染西风，有的跳舞溜冰，有的喜食西餐，有的信奉耶教，有的西装革履，其尤甚者则不习华文，不读《四书五经》及《圣谕广训》之类在国内必须诵读的文籍时，禁不住大为恼火，视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因此，他们与朝廷内部的顽固派沆瀣一气，群起攻击调派幼童赴美留学为错误，认为这些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热爱自己的国家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补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立即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②⑥］。这次对峙与反对调派留学生的斗争，实际上是西学与中学、鼎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之争，坚定地站在留学生一边的只有容闳一人，李鸿章虽然同情留学生，却有力不从心之感。执政野一片反对声浪中，李鸿章采取了一种妥协方针，一面责令阃副监督对留学生严加管教，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让中国留学生能步入美国陆水师专门军事院校学习，以便培养国家所紧急需要的高级军事人才，庶险些亦可减少来自顽固派方面的压力。不料这一要求竟为美国政府所拒绝，容闳虽然一再交涉均归无效。于是清廷遂于１８８１年夏作出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部留学生的决定。容闳鉴于自己辛苦经营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半途夭折的危险，而１８７２年以来先厥后美的幼童最小者此时也已２０岁，其中有不少人不仅高中毕业，且已考入耶鲁、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深造，如中道失学岂不可惜！于是乃向美国朋侪呼吁伸以援手，请他们函请清朝政府收回撤回留学生之成命，虽然不能就读军事院校，但是仍可攻读理、工及其他高等院校，将来学成回国，同样可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效力。其中以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orter）联合美国学界的许多名士共同署名写给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最为诚挚深厚而急切，信中说：留学生们“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故品学兼优，“成绩极佳”，“咸受美人之欢迎”；他们的表现，“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 。因此，希望清廷收回成命，以避免功亏一篑，并恳切地指出：“令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抽芽滋长，行且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②⑦］可惜之情，溢于言表。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政府对峙己见，仍然严令全部留学生必须克期回国。除开坚决不归及业已夭亡者２６人外，其余９４人均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回到上海。至此，容闳所追求的教育救国规划中最为雄伟壮丽的一章也就结束了。论者或者谓调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半途而废，不仅是容闳个人的失败，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对此，笔者有差别的看法：首先，不论什么新事物的出现与发展都没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履历一个艰巨盘曲的过程。须知在风气闭塞、“严夷夏之别”的１９世纪７０年月的中国，封建主义仍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曾经国藩等洋务派能够调派大批学娩出国留学，“师夷长技”，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有气概气派有远见的行动，的确具有非凡的胆识。其次，“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 。此次出洋留学之举只管遭遇了挫折，但留学欧美的风气却从这个时候起大开，在这然后的几年，李鸿章就选派了许多官弁、学生前往英、法、德等国学习军事、造船、矿学、法律等差别学科。李鸿章说：留学的“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对国家的建设“多少有些裨益”［②⑧］。厥后的究竟证明，归国留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作了很大贡献的。到了２０世纪初年，留学之风更盛，仅只东渡日本者即达万人。以是，从这一角度看，容闳首倡的调派学娩出国留学之举并没有失败。其三，调派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本身虽然未能有头有尾以竟全功，但也未完全失败，因为这百余名归国留学生仍然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均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安排，各展其长，首要有：在水师任军官者１８人；在铁路任工程师及局长等职者１７人；在电报业担任职务者１６人；在外交界任外交官（领事、公使等职）及传译者１５人；在矿业体系担任职务者８人；在行政部门担任职务者６人；从事医疗事务者５人；教育事情者４人等。可见这批留学生所学的专业是多种多样的，而以工科为主，他们的回国使“洋务新政”的人才恐慌得以部分纾解。厥后成为出类拔萃的知名人士者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其次则有外交界要人唐绍仪、梁敦彦以及协办清华学堂（即厥后的清华大学）的唐国安、海关监督蔡绍基等人，其他崭露头角者难于逐一列举。故而容闳厥后说：“今此一百左右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今日政府（指清廷）似亦稍稍醒悟，悔旧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规划，此则余所用以自慰者”［②⑨］。四、结束语综上所述，对容闳来说，１８５４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凤毛麟角前所未有，即使在１４０多年前的美国也是佼佼不群备受重视的。他本来是可以在文明昌盛、生活丰裕的大洋此岸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可是，他没有健忘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更没有健忘苦难程度高的祖国，他终于在１８５５年回到了对自己有着覆露之恩的怙恃之邦。在此然后的几十年内，他一直在为振兴中华、为中国的近代化而竭智尽力，这种热爱自己的国家主义精神是完全值当必定和赞扬的。必须指出：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惟在那个时代也具有积极意义。他从１８６３年投入曾经国藩幕府参加洋务运动然后，即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通过教育手段流传“西学”，以便使祖国臻于“文明茂盛之境”的崇高抱负而坚决努力。１８６７年，当曾经以两江总督的身份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容闳鉴于总局之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全为外籍人士，遂建议应当招收中国学生，“浸以机械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俾能逐步代替今朝所聘用的“外国工程师” 。［③⑩］曾经国藩也认为有了“制器之器”，还需要有“制器之人”，乃立即决定在总局之下附带设置一所技术性学校，以培养初、中级的工程技术人员。容闳深为自己的建议能够被采纳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他说这是自己的教育救国规划的“小试其锋”［③①］。厥后实践证明，这所工艺学校的确培养了不少人才，替换了原由外国工程师所控制的岗位。从维护国家利权的长远观点来看，他的建议是完全不错和须要的，也是他的热爱自己的国家思惟的具体表现。其实，１８６０年冬，容闳向干王洪仁玕①所提的七项建议，其主旨即在于实施教育救国规划，只是未能成功罢了。论者或者谓容闳的告别太平天国乃是逃避火热的革命斗争，尔厥后的归向曾经国藩则是走入反动营垒。笔者觉得这样看需要解答的题目彷佛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容闳的前往天京，本系“访察”性质，“合则留，分歧则去”，他没有接管天国的不论什么官职，以是就不存在“脱离革命”的需要解答的题目。此其一。同时，太平天国自１８５３年定都南京后，其政权性质即向封建或者半封建转化，迨及后期则更趋腐败。故而它与清朝政府在封建性方面并无根本的差异。我们很难用贴标签的方式，断言容闳的投向清朝政府为洋务运动效力，就是走向反动道路。此其二。还须指出，洪仁玕①的《资政新篇》是为了使太平天国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鼎新方案，它与容闳的“七项建议”以及他厥后向清廷所提的“条陈四则”，只有详略的差异，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以是，我们自不能由此得出容闳的投向曾经国藩幕府就是走向反动的论断。洋务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封建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它的兴起的确在这一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洋务派的首长曾经、左、李等人至少要比深闭固拒、恒古稳定的顽固派要进步得多，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③②］因此，容闳的认同洋务派，依靠洋务派大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是无可厚非的。容闳倡导的幼童留美之事只管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与破坏，可是其客观影响却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它从这个时候起打开了出洋留学的禁锢，逐渐形成了没有办法阻遏的风气，“西学”也就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以及新式学校的兴办等渠道而迅速传向神州各地，从而产生了“其来微而渐”、“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西学”的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最终则萌生“对旧政治而思奋斗”的想法。［③③］这一阐述相当深刻和真实，因为他讲道理了戊戌变法运动产生的思惟基础。容闳于其晚年逐渐认识到仅只依靠教育的手段还不足以挽救祖国的危亡，他醒悟到“中国根本之鼎新”，已经是“不容稍缓之事” 。［③④］故而自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然后，他就介入了康有作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运动，１９０１年后又开始倾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派，这说明他一直在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１９１２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约请滞留美国的容闳归来担任要职。其中略谓：“素仰很大的名望，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故特“恳请师长教师归国”，大展鸿猷，“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 。［③⑤］可是，容闳此时已身染沉疴，没有办法重登旅途，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１日，终于长逝于美国。但其影响与贡献，却福泽后人，值当纪念。①《西学东渐记》系自传体巨著，由徐凤石、恽铁憔译，文海出书社出书。② ③《西学东渐记》第５章《大学时代》④ ⑩《西学东渐记》第１２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⑤《西学东渐记》第１１章《对太平军战争之观感》。⑥ ⑧ ⑨《西学东渐记》第１０章《太平军中之访察》。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４期。①①《曾经文正公全集•奏稿》卷１４，第１１页。①② ①③《曾经文正公手书日志》，咸丰１０月１日年１０月１日月十二日及同治二年正月初八日。①④ ①⑧《新造轮船折》，《曾经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①⑤ ①⑥《西学东渐记》第１３章《与曾经文正公之谈话》。①⑦《曾经文正公手书日志》，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①⑨贝斯福《中国之瓜分》，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熬头辑（上册），第２８２页。②⑩《曾经文正公保举容闳折》，据何广ｙǎｎ＠②《族谱所载容闳之史料》，见台湾《书目季刊》１９７９年９月号。②① ③⑩ ③①《西学东渐记》第１５章《第二次归国》。②②《西学东渐记》第１６章《予之教育规划》，以下引文凡属本章者，再也不注明。②③《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１６，第７—１０页。②④引自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雅集》第三，见台湾《但记文学》第３４卷第６期。②⑤《西学东渐记》第１７章《经理留学事务所》。②⑥ ②⑦《西学东渐记》第１９章《留学事务所之终结》。②⑧《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８，第２０—２２页。②⑨详见《中国留学生名纯一览表》、《中国近代教育资料》、《徐愚斋年谱》、《中国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等书。③②参见拙文《洋务运动的汗青地位不容忽视》（《江海学刊》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关于李鸿章等汗青人士的评价需要解答的题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等。③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括论述》第２０章。③④《西学东渐记》第２０章《北京之行与悼亡》。③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１４３—１４４页，中华书局出书。（责任编纂周棉刘一兵）原文出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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