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是由北宋建筑师谁组织编纂的

1924年，23岁的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进入建筑系后，梁思成找到做建筑史研究的古米尔（Alfred H. Gumaer）教授，要求旁听原本是二年级才上的西方建筑史课。他告诉教授，建筑史是自己最感兴趣的课。古米尔便问梁思成：“中国建筑的历史是怎样的情况？”梁思成当时无从回答。课余常常泡在西方建筑史经典中的他，也曾深深感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居然没有一本国人自己书写的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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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很快在1925年到来。那年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大书——北宋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这本沉睡千年的奇书，与杭州颇有渊源——1919年，由时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先生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这正是晚清钱塘（今杭州）藏书家丁丙先生，于“八千卷楼”所藏的《营造法式》抄本，后人称之为“丁本” 。朱先生将书借出后，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此后又邀请诸同好以及古籍专家陶湘，多方搜集版本与相关古籍资料，整理校勘出版了更好的版本。梁思成收到的，即是这版“陶本”，他如获至宝。但亦如梁先生自己所说：“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懂。巨大的心理落差，让24岁的梁思成至此确立了一生的学术目标：破译《营造法式》，填补对中国建筑认知的空白；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1930年梁思成受到朱启钤先生的邀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并从1931年起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开启了解码天书的漫长旅程。梁思成的方法，是将这部建筑学专著与实例结合进行研究。于是，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努力寻找《营造法式》时代的木结构遗物，成为破译工作的关键。虽然，与同时期欧洲罗曼建筑和哥特建筑数以万计的遗存量不可同日而语，但较之中国唐代以前的建筑遗存，上百处宋、辽、金这三百多年间的建筑遗存要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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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古建筑图源：《营造天书》王南新星出版社但是中国大地尚存的这些珍贵的宋辽金建筑，并不是营造学社率先发现的。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都开始得更早。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于1930年终中国营造学社作学术报告时，更是傲慢地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加上宋、辽、金时代的木构遗存分布地域极广——北抵辽宁，南达广东，西至甘肃，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营造学社的成员需要抢时间。《营造法式》又反过来帮助了中国学者——由外国人都能研究的“皮相”，进入中国古建筑的“真髓” 。正是因为有了这部天书作为钥匙，中国营造学社走上不同于日本和西方学者的崭新研究道路，后来者居上。中国营造学社自1930年成立至1945年结束，15年里共计调查了190个县市。其中，1937年以前调查古建筑共2738处，详细测绘的有206组大小建筑群，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1937年之后，由于颠沛流离，故准确数据不可考。其中，通过对大量宋辽遗构的考察、测绘与研究，学社同仁们逐步揭开了《营造法式》所蕴含的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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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翻译天书，并不是《营造法式》研究的结束，或者更应该说是个开始。以营造学社成员陈明达先生为代表的许多后继学者，将研究继续推向更深的层次。至今，法式研究依然不绝如缕。今年是营造学社成立的第90个年头，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了陈明达先生的点注本《营造法式》。梁思成等建筑史家对《营造法式》和宋、辽、金建筑遗物的研究，有着和西方文艺复兴学者研究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遗迹同样重要的意义，都是推动人类文明之复兴。而《营造法式》对于当代建筑的意义，梁思成也早有论述：“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史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浙版《营造法式》付梓让我们想起一本天书，一群学者，一件不朽的事幡竿颊、笏头碣、流杯渠、门砧限……翻开浙江摄影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宛如在看“天书” 。繁体字、简体字、异形字穿插其中，层出不穷的古文术语更是让人如坠云雾。但角落里时不时出现的朱红眉批、图绘旁的数字标注，在专业人士看来，一切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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