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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采访人员 张杰
法律与文学，在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即使称不上井水不犯河水，至少也是气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行当 。法律讲究客观、理性，文学则更偏主观、感性 。人们常常会说“法律无情” 。而文学如缺少“情”，就难以成立 。我们会期待裁判文书是公义的、准确的，甚至会默认其是冰冷的 。似乎没有多少人会奢侈地期待一篇裁判文书，读起来具备文学性或者具备情感的温度 。
但细究历史，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维柯曾说：“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 。”在中国古代，判词曾是一种文学体裁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判”就是判词 。仔细梳理中外历史，也会发现，能够千古流芳的，多是有“文学性”的法官 。
在中国古代，州县吏往往是集行政官与司法官为一身，政事讼事一体化 。所以司法官员往往同时具备文学家的身份或者追求 。他们笔下的判词，不仅入情入理，而且文采斐然 。不仅散骈并用，甚至以诗入判 。清朝徐士林，做过几个地方的知府、布政使和巡抚 。《清史稿》写他：“日治官文书，至夜坐白木榻，一灯荧然，手批目览，虽除夕、元辰弗辍 。”他也有一本判词集《徐公谳词》行世 。清代还有一位名吏樊增祥也很勤奋刻苦，他不仅遣词造句务求其工，甚至对下级报来的判词也常常援笔改之，以作示范 。樊增祥甚至直接就认为，“尝谓言语、文学、政事本是一串，不会说话、不能作文之人，其政事虽妥当，而决难出色 。听讼者，政事之一端，坐堂要口才，禀详要文笔 。”
当然，中国古代的判词，最初是与普通文没有本质区别的 。但越往后，越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成为公牍的一种，属于应用文范畴，而且是官方给定格式的应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就列举了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等领域的八种文书样式，并要求“应当遵循”这些文件所规定的“技术规范标准” 。因此，在大的结构方面，确实没有给现代社会的法官留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 。
李广宇
裁判文书有一定的格式，但这不能成为裁判文书在文字上平庸、缺乏可读性的借口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法治文明的提升，裁判文书的书写艺术，开始受到业内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之，成果卓著 。一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李广宇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李广宇认为，在裁判文书还是有一片相当于“自留地”的“本院认为”部分，让法官可以在文字上发挥个性精彩，写出非套路、有影响力的文书来 。“格式化的裁判文书虽然给你画好了一个一个的格子，但在这每一个格子中，你却可以跳出美妙的舞蹈 。”
在格子里跳不出美妙的舞蹈，文书缺乏可读性，在李广宇看来，陷入“八股套路”的法官裁判文书，几乎等于没有做到法官的职责，“爱德华·考文说：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 。对于法官，会说话，主要体现在会写一手好文书 。写不出好文书，其实就是法官不会说话，不敢说话 。”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懂的方式实现”
出生于1963年的李广宇，河北宁晋人，1983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第四巡回法庭任职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副主任兼新闻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他参与行政诉讼法、行政赔偿法等法律的修改，主持起草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等多部司法解释 。著作涉及法学、文学等领域，包括《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读本》《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读本》《政府信息公开判例百选》《司法的温度与界限》等，以及《书文化大观》《叶灵凤传》《纽约寻书》《香港寻书》《行囊有书》《我在德国淘旧书》《猎书家的假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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