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到1990年这二十年间，国内肝癌、肺癌、乳腺癌等患者数量从之前的10%上升到了21% 。
可做肿瘤药物在国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涉及的科研和资金实力太大，研发极其困难 。大企业不愿意做，因为研发风险大，市场份额又小；小企业因技术不行，想做又做不了 。
为了生存，孙飘扬一面继续做好仿制药，一面投入精力在创新药的研发上 。
为了消化之前购买的异环磷酰胺专利技术，孙飘扬带着团队先后与上海医科院、北京医工所、天津药研所等机构开展合作 。
1995年，经过三年的试生产及临床试验，国产异环磷酰胺获批上市，广泛适用于睾丸癌、卵巢癌、乳腺癌肿瘤等重症患者 。药品还于同年顺利通过美国FDA认证，立即成为国内抗癌药一款明星产品 。
所谓“一招鲜吃遍天”，靠着这款达到国际医药标准的抗癌药，连云港制药厂从苏北小厂立即成为国内抗药物领域的“领头羊”，销售额当年就过亿 。
作为当时国企的负责人，赚钱是企业赚钱，孙飘扬自己其实并没得到太多好处，还时时担心这个职位哪天说没就没了 。
就在这年，孙飘扬私下与一位香港人合资成立了一家名为豪森制药的公司 。因为自己国企厂长的身份，他让妻子钟慧娟辞职接手豪森制药的业务 。
说白了，豪森药业其实是孙飘扬留给自己的后路，夫妻俩日后的资本之路在此悄悄起步 。
1997年，孙飘扬推动药厂参与到当时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之中，改名恒瑞医药 。
这一年，身为豪森副总的钟慧娟带领团队研发出一款抗生素“美丰” 。
作为国内独家生产的新型抗生素产品，美丰面世当年销售就突破4000万，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国家级新产品” 。
豪森制药的成功也给了孙飘扬信心，他投入两亿巨资建立了连云港研发中心，死磕肿瘤创新药的研发 。
孙飘扬心里清楚，创新药研发是很慢，可市场潜力巨大 。眼看入世在即，仿制药专利审核会越来越严，而创新药这事总得有人做，自己只要开始，就会比其他人领先一步 。
此时，借助外企带来的技术，国内药品市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仿制药大生产运动 。
国内药企通过上药交会、找大医院等途径开始慢慢崛起，哪怕有些药只赚个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可因市场需求量巨大，一样赚得盆满钵满 。
孙飘扬这时却有些犯难，搞创新药研发，钱和人都少不了，自身那点资金根本不足以应付 。
不管是研发还是维持生产，药品制造行业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况且想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最好手段，还得靠股权激励 。
这些都迫使孙飘扬开始启动恒瑞医药上市计划 。
2000年，凭着在国内抗癌药物界的良好名声，恒瑞医药登陆上交所，募资4.8亿元 。
拿到钱后，孙飘扬参考美国药企标准，投资2亿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研发中心，从事创新药的研发工作 。
正是上海研发中心的成立，推动了恒瑞医药在创新药领域的进程，旗下的产品陆续拿下国内20%的抗肿瘤药市场份额 。
恒瑞才刚刚起步，妻子钟慧娟这边的发展却有些出人意料 。
豪森在钟慧娟带领下，不仅开发了众多产品，还通过FDA认证，开始将药品投入到欧美市场 。
如此高效的发展是因为豪森找到一条“捷径”，也就是在国外新药专利保护到期后立即开始仿制，生产国内最早的仿制药 。
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反而因不用承担技术风险，又享受到产品自身的红利，利润不高可市场需求量很大 。
比如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瑞士进口药格列宁售价高达3.7万元一瓶，即便印度仿制药也超过2000元/盒，可豪森生产的仿制药昕维，进入医保后的售价是624元/盒，立即被疯抢一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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