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会影响后代吗什么是钉子户政府遇到怎么处理( 五 )

获补偿款较少的农户对这种补偿差异的看法是:“怎么办呢?我们也没本事抢建房子, 围建养殖场,就是建了又怎么样?我们家的人又老实嘴又笨, 扯也扯不赢, 建了也白建, 人家多得那是人家的本事” 。而区政府和村委采取一户一价、相互保密的策略也保护了其中的权钱交易和寻租行为, 每户获得的补偿额度以及补偿依据并不是公开的, 也就难以形成监督。
这种寻租空间和权钱交易的普遍存在对农户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让农户对拆迁索赔失了原则和底线, 让农户为了获得高额补偿而不择手段, 并使农户普遍认为, 只要你有本事, 补偿的额度可无上限。对于部分农户, 这里的本事就是有“关系”, 而对于部分农户, 没有“关系”, 那“能闹”就是本事。
(三) 操作性空间
征地拆迁虽然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 但国家不可能直接与千万户农户谈判, 就需要一个与广大农民对接的载体, 具有信息优势的村委和村干部理所当然承担了这个职责。但是, 村干部不仅仅承担着国家“代理人”的角色, 还扮演着村庄“当家人”的角色[11], 且处于“守夜人”或“撞钟者”的双重边缘化困境, 这就决定了村干部在征地拆迁中的双面性, 并增加了征地拆迁的“曲折性” 。
一是增加了利益链, 多出了利益分享者, 村委及其相关人员如此卖力参与拆迁就在于有利可分。不仅国家补偿款有一部分要留在村集体用做集体资金, 而且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为了最大限度动员村委的工作积极性, 区政府与村委间有一定的承包关系, 如能以更低价谈判成功, 村委可获得奖励, 同时村干部作为村庄一员, 不仅自己是拆迁户, 同时其亲戚朋友也是拆迁户, 村干部以及村干部的亲戚朋友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补偿, 这为农户索要高额补偿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是在“寻租”盛行的背景下, 增加了操作环节, 也就增加了“寻租”和权钱交易的空间。村委因处在政府与农户间的结构洞位置, 掌握并垄断了两头信息, 成了拆迁中最具权力者, 在“关系”侵蚀下, 村委不仅自身成了寻租者, 同时也成了上下权钱交易的重要联结者和桥梁。拆迁操作中的这种巨大运作空间, 不仅为钉子户提供了心理预期, 也为其提供了实现路径。“关系”和“人情”是把“双刃剑”,区政府通过村委嵌入村庄的熟人社会关系来做拆迁户的工作, 但同样, 这条关系链也被拆迁户用来作为获得额外补偿的重要途径。每亩耕地以及每平方米的补偿价格是一定的, 但面积测量却是由村委组织人员完成的, 多长多宽都是由测量人员说了算。绝大部分农户都会在测量环节下功夫, 将面积多测出1.5倍的有之, 将2层半楼房说成3层的有之, 这是获得更多补偿的重要途径。
三是进一步增加了不透明性。首先, 由村干部来主要负责征地拆迁工作, 政策解释和具体操作的主体都是村干部, 并且按照一户一价的方法进行谈判, 农户很难对国家相关政策进行明确的了解并遵循;其次, 参与拆迁工作的不仅有村干部还有村委聘请的一些人员, 人员越多所牵涉的“关系”也就越多, 可进行“操作”的机会也就越多。如只要是本村人员掌尺测量, 总是有办法托人说上话的。
政策性空间、寻租性空间、操作性空间虽然构成了博弈的增量空间, 但三者的相互结合和共同作用才构成了刺激钉子户产生的要素。常规的政策性空间因为普遍的寻租行为和大量的操作空间而被利用, 不仅成为产生钉子户的刺激要素也成为此后钉子户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 诸多钉子户都采用了以下手段:
往鱼塘里放几只鳖, 或者往园子里放几只鸭, 然后就要求按养殖场的标准补偿, 这样补偿额就高了10倍不止。但是, 如果没有普遍的寻租行为为钉子户的不合理要求提供“合法性”和“途径”支持, 钉子户很难坚持其不合理要求, 也难以形成不合理要求会被实现的预期。如往塘里放鳖后要求按养殖场补偿便是效仿村干部的行为, 所以拆迁户提出要求时理直气壮。同样, 如果没有“寻租”和权钱交易, 村委的参与本可以成为缓解区政府和农户间关系的重要减震器, 也可大量减少交易成本, 但在相反情况下, 则成了寻租以及钉子户提出额外要求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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