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的实质是什么绥靖政策的出处( 二 )

历史动因
纵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政治氛围，尤其是英国社会背景，绥靖政策的推行并非偶然，它是多种因素的总和。
经济衰败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经济决定政治；衰败的经济无疑是英国推
绥靖政策的结果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即使是战胜国的英国，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同时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
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以每年120万人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 ，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
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 ，其中生铁、钢的生产减少了一半，造船业减少88% ，机器制造减产1/3 ，外贸额缩减了一半以上，失业者达工人总数的22% ，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已是衰败不堪，日落西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迫切的内政问题出发，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军备力量的巩固。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 。“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因为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 ；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 ，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 。
可想而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军事实力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仅没有使经济困境从“节约”中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同时，它还造成了内阁的频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的不到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的奇怪现象，这就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公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 、这无疑对以后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 ，进而为绥靖埋下了祸根。
反战思潮如果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 ，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 ，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 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 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 “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特定政治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安排是对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 。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战后，《凡尔赛和约》确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了以之为中心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因而，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劳合·乔治曾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 。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冲突又互制的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势力均衡”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影子使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德反法，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法反德” 。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它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欧洲霸权。其次：以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 。面对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德国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他们相信：“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均势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张伯伦自鸣得意，把《慕尼黑协定》吹嘘为“辉煌的胜利” ，以为“祸水东引”已告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全不卷入了” 。对于三国轴心的成立，英国更是毫无警觉，因为在他们看来，联系三国的纽带是《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反苏反共正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出于嫁祸于人的初衷，英国自然对德百般纵容，绥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词。再次：不战而和，维护霸主权益。如果说“反战求和”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思潮，那么， “不战而和”则是上层建筑一种侥幸的政治追求。一战中，英国的损失是无以伦比的。战争还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统治阶级也不敢奢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担心战争会动摇他的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将毁灭富裕的有闲阶级，于是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由此可见，对于统治阶级本身而言， “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能维持霸主地位的稳定，它是一种漂亮的借口。当然， “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息事宁人的怀柔外交政策，通过避免战争，可以防止战患的进一步摧残。然而，他们却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以至达到不断满足侵略者扩张领土的欲望以求避战的境地，这就是“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也为英国在二战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埋下了祸根。然而，张伯伦却说：“我们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引以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如果绥靖获得成功， “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欧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严重的挑战。”显而易见， “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种维护霸权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静，熄灭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牺牲局部利益和他国利益，并以此为条件而与德国达成政治交易，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势力与影响以及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英国经济实力的不济和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当局统治者的诸多考虑，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国际环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态势，使英国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妥协避让。然而，也正是这多种因素的重合，历史才走向了“绥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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