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谈孙海洋之子被拐案：生父母谅解不影响追究收买人刑责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被拐骗案引发持续关注。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吴某龙在拐卖孙海洋之子孙卓的同年，还拐卖了另一个男孩符建涛。目前，除正在生病的孙卓“养父”外，孙卓的“养母”及符建涛的“养父母”因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媒体报道，对于“养父母”的态度，两个男孩的亲生父母内心极为纠结。如符建涛的生母被问及能否谅解“养父母”时，其一度表示，“对‘养父母’觉得无法谅解，一定要让‘养家’知道买卖孩子的后果”，后来又表示“仍痛恨，为了孩子不再追究” 。
没有买卖，就不会有那么多伤害。如果“养父母”明知孩子是被拐卖儿童仍然收买，那么法律该如何惩处？还有很多网友担心，生父母无奈之下的谅解，是否会让涉嫌犯罪的“养父母”逃脱法律制裁？
近日，多位法律人士接受《法治日报》采访人员采访时说，如果明知是被拐儿童而收买，则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养父母，应该称“涉嫌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罪的嫌疑人”，这属于公诉案件，收买人将承担刑事责任，而生父母的谅解有助于收买人在刑罚上从宽从轻。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没有买卖就没有拐骗，收买助长了拐骗行为，给被拐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理应追究刑事责任。”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旭梦说，“即使被拐儿童的生父母表示不追究收买人责任，国家也会追究，因为这是公诉案件，而不是自诉案件。”
就谅解问题，吴旭梦解释说，司法实践中，生父母可以单方面给收买人出具谅解书，也可以双方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只要出具了谅解书或达成刑事和解协议，都可以起到法定的量刑从轻处罚的作用。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辉说，生父母不追究收买人责任并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但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检察机关提出宽缓量刑建议的重要考量因素，也能够让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王艳辉进一步分析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还有一些网友提出疑问：很多拐卖案件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10多年甚至几十年了，是否过了追诉期呢？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陈丽天说，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对追诉时效的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确认追诉时效的关键，是看收买被拐卖儿童的人是行为犯还是持续犯。如果是行为犯，收买行为一结束就既遂，有追诉期限；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属于持续犯，该犯罪行为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不存在超过追诉期之说。”吴旭梦告诉采访人员。
对于本案中一些网友关注的收买人被取保候审、今后是否会被判处缓刑的问题，王艳辉告诉采访人员，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满足“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等情况，可以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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