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教取代学校教育难免造成“球熵”
“在小晖哥哥之前，我都不知道台球是什么 。是他让我对台球有了最直观的印象 。”周跃龙说 。2005年丁俊晖一战成名，很多孩子的台球梦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丁俊晖影响了一批人，但在他之前，就有过‘不计代价’的人 。在我们打球的那个年代（上世纪80年代），没有想过职业不职业，只要喜欢就全情投入了 。”伍文忠向采访人员感慨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有职业排名赛，有了半职业化的色彩，“有了去英国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来” 。而随着现今台球运动逐步在中国走上正轨，家长看到的希望更大，于是，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开始效仿“丁俊晖模式” 。同时，一些让人欣慰的变化也悄然出现 。
参加本次比赛的7名中国小选手均选择了离开学校，周跃龙读到小学五年级便辍学了 。尽管在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了“从今年起，参加青少年比赛的选手，必须提供相应的学籍证明”的消息，但周跃龙认为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如果真要执行这项规定，自己回到课堂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除了和训练时间有冲突外，“学校那些课程，我什么也不会，也不可能读好” 。
但在外界对“斯诺克选手放弃学业”持续诟病的同时，周跃龙等一批小选手也开始意识到文化课的重要性，“我无聊的时候，也会想想原来在学校的情形 。现在我请了家教，英语是主要课程，就算以后不打球了，也迟早能用上 。”教练伍文忠也表示，很多小选手都选择了请家教的形式，继续接受文化课教育，一天大约要上两个小时的课程，涵盖了语数外等 。
在周跃龙决定跟随伍文忠时，他的家境并不好 。而10岁开始打球的吕昊天，据了解，他当初学打球时，生活还不能自理，妈妈只能辞掉工作全程陪伴 。那段时间，吕昊天每个月的食宿和学费一共需要2500元，而吕昊天父亲的月收入也就是3000元左右，家里的生活非常拮据 。
伍文忠则告诉笔者，目前学打台球的这些孩子的家庭，其中有85%都在经济上很难维持孩子的梦想，因为从事这项运动消费太高，单是吃、住和练球的费用就难以承受，“一个孩子在南方城市，没有几千元根本过不了一个月 。按这个水准，不止是现在的周跃龙和王雨晨，甚至包括原来的梁文博和肖国栋等，都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打球 。”于是，在“丁俊晖效应”的初期，不乏家长“砸锅卖铁”为孩子“赌”前途的现象 。
但随着孩子有教练全权管理，家长的心态也趋于理性，曾经出现过的“父母以卖房、辞职、借钱支持孩子打球”的极端情况也在慢慢消失 。这一点，从比赛中父母陪同情况的变化也可见一斑，在三四年前的中青赛上，二三十对父母在场边陪同的现象十分普遍，但现在的大型排名赛中，小选手几乎没有家长陪同 。
虽然家长在物质方面的付出有所减少，但在孩子看来，彼此的牵挂依然沉重，周跃龙感叹：“我从小在广州，爸妈很想念我 。别人周末有机会带孩子出去玩，而他们不行 。”
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体育社会学家熊晓正看来，家长的热情值得肯定，斯诺克在中国的发展正是由这种“个人投资”的民间力量在推动，这是中国体育发展背景下的一种特殊途径，打破了传统专业运动队的培养方式，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市场化和多样化 。但以让孩子辍学为代价，从长远看，并不适合项目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
虽然不同于“丁俊晖热”后的很多极端案例，现在斯诺克小球手的成长更趋于理性，但对于用家教代替学校教育的方式，易剑东也表示，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止学业荒废的作用，但完全让孩子失去学校教育的机会，则可能使其丧失社会化的必要训练 。“离开学校，等于失去了学校所能提供的团队训练、合作竞争、相互欣赏等精神品质的砥砺，进而在他们将来步入社会后会产生不适 。我国一些国家队运动员退役后缺乏基本生活能力和社会经验，导致其难以融入社会，正是因为他们过早地脱离了学校，今后必须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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