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钩鱼执法”看行政程序法的出台势在必行

备受人们质疑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近日有了明确回应。11月19日下午，上海闵行区“钓鱼执法”行政诉讼案件在闵行区法院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判决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对原告张晖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并承担50元诉讼费。虽然此案相对人（公民）胜诉，但是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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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整治黑车是必要的，但是通过所谓的“钓鱼”式的执法，强行巨额处罚，实际上它是违背《行政法》的。联想到此前西安市某派出所对嫖客实施“钓鱼执法”，再到近日深圳社保部门对医生实施“钓鱼执法”，“钓鱼执法”似乎成了一些部门屡试不爽的执法利器。而这种所谓的“执法利器”实际上反映了政府部门因为利益驱动而滥用权力的现象。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为了多罚款，为处罚而处罚，“钓鱼执法”显然违背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要求。
我们知道，“钓鱼执法”涉嫌程序不正义。在一些国家，规范行政权力、行政执法程序等一系列行为的法律是行政程序法，法律明确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应当遵守的正当程序，对于那种明显带有诱惑他人违法犯罪的“诱惑取证”、“警察圈套”，法律是明确否定和禁止的，由此获取的证据会被法庭排除，行政执法行为本身也可以被撤销。而在我们国家，对于诱惑取证，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也谈不上明确的相关责任制度。
笔者认为，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前提，缺乏程序正义，结果的正义性就会遭到怀疑。相关责任制度的完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相应的程序规定，凡“钓鱼执法”得来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处罚的根据；二是以相应的罚责明确，凡进行“钓鱼执法”的“鱼钩”和执法者都应根据其行为而分别处以刑事的、行政的或经济上的处罚。对于前者，《行政程序法》至今尚未出台，《行政处罚法》关于执法取证的规定又过于简洁。倒是2008年10月1日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此有专门规定，这份颇具开创意义的地方规章第66条明确，“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在调查记录中予以记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第70条又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第173条还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严重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看来一纸行政处罚行为违法和承担50元诉讼费的判决难免有避重就轻之嫌，或应追究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刑事责任。
“钓鱼执法”事关政府形象和百姓利益。公权力如何不被滥用，如何在法制轨道上运行，是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太多细节和概念需要有关部门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完善和规范。要建立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将这些政府管理理念真正得以实现，最终实现公平公证，就要规范执法，建立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按程序办事，通过程序，走向法治，真正实现阳光政府，让公民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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