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灰坑，或者说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说是赵福生考古生涯的开始 。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琉璃河镇，跟随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进行发掘工作 。那次发掘源于邹衡的一个推想，他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 。
燕国如今声名赫赫，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的幕后主使正是燕国的太子丹 。但除此之外，人们对燕国的所知便寥寥无几 。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就发现，燕国史料匮乏佚散、淆乱错讹之处颇多，而且似乎倍受前代史家轻视，春秋时代史家左丘明在《左传》中对燕国的记述屈指可数，《国语》中竟没有专门的《燕语》，关于燕国的内容全部附记于他国的记载之内 。当司马迁叙述燕国早期历史时，只能用最简略的笔法，讲述武王伐纣之后，将自己的同姓同辈召公奭封于北燕 。之后，只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笔带过 。占据了燕国八百年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
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恰恰是考古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 。自1956年起，邹衡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燕国最初的都城 。北京的卢沟桥、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都曾被怀疑过是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经过调查，又都被一一否决，那里只找到一些战国时代的陶片 。线索就这样中断了 。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队（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队员苏天钧告知他，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希望他前去调查 。这一次，他和三名学生在调查性试掘的探沟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 。尽管这一发现令人振奋，但显然仍不足以证明这里就是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 。
1972年，这片沉寂的遗址再次变得喧嚷起来 。这一次，前来发掘的人员从最初的四个，变成了四十多个 。而赵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
“你听说过工农兵大学生吗？我那会儿就是 。本来大学应该一二年级先学基础知识，到三、四年级再去实习 。但我们那会儿要求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由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去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要改造原先陈旧的教学模式 。所以1972年9月，我们刚刚上了两个月课，考古知识只学到旧石器时代，就被拉到琉璃河这个地方进行实习了”，赵福生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农田，发出坦率的大笑：“我们刚开始什么也不会，也不知道，就会挖地，邹衡先生让我们挖哪儿，我们就挖儿，边挖边学，这叫‘在实践中学习’ 。”
赵福生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板上1972年考古成员合影中指点当年的自己 。
赵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学们，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位熟练的考古学家学习如何从泥土中解读大地的年轮，寻找历史抛洒在土中的物证，并从中找出足以证实推想的关键性证物 。赵福生回忆当时曾发现过一片西周时期的陶制板瓦，下面还有一个小圆钩：“邹衡很高兴，告诉我们这是西周时期的板瓦，下面的小钩是瓦钉，瓦的另一头有个小洞，正好钩上 。这是早期瓦的一个较典型的特征 。我们在笔记本上把它的样子画下来，但那片瓦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块失落的瓦片当然也是一块物证，证明人类在这里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这仍然并不能证明土下必定藏着一座被湮没的地下都城 。
这场懵懂却不乏热情的发掘，证明最大的一点就是时间究竟有多么的狡黠：它可以把两件关键性的物证托付给一个对其重要性一无所知的农民，又指引他阴错阳差地把它们送到懂行的人手中；但同样也是它，却给这些热情满满的年轻考古人连泼冷水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发掘，最恰当的就是“差一点” 。赵福生他们发掘的灰坑，距离这座地下都城的核心宫殿区和祭祀区都不过数十米之遥，但探挖的铲子却一再失之交臂 。邹衡在发掘前，自然也听闻了八年前农民施友从菜窖里挖出两件青铜器的事情 。因此，他特意带领四五名学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却一无所获 。事实上，这条探沟只要再向南多挖几米，就会挖到大片燕国墓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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