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的那些事饥荒3年主要原因

三年大饥荒年指起于1959年而结束于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官方的说法。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家里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我们住在内江市区的东坝街16号，是个四世同堂之家。因我父亲闵笃超（排行老大）在西康剿匪中病逝，母亲就离开家庭，三叔闵德贵又到空军部队参军，家里有曾祖母，祖父、祖母，四叔，我同昌林弟弟和两个表姐。办大食堂（1958年秋末——1961年夏）前，城市人口粮食实行定量供应，我们4个学生每月27斤，曾祖母、祖母属纯居民21斤，我祖父闵建文属公职人员，是内江市名中医，与张文修、梅鹤龄、白笃生并列为内江“四大名医”（《内江市市志》中人物篇有专页介绍），而定量只有19斤。这是为何呢？这倒不是因解放前行医致富土改时划为地主，而是1957年整风反右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祖父是农工党内江市委委员，响应号召提了意见，结果成“出洞”之蛇，被装进了“笆篓”，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口粮与政治挂钩，月供粮食19斤，比居民还少了两斤。（实际上祖父一心替国家着想，就连我父亲去世后国家给我和昌林弟弟每月每人6元的也从没领过。）这样的食粮标准，如在今天是足以吃饱的，因为有大量的肉食、水果蔬菜等作辅食，但那时一个月油星子也难见得到，因此，那点粮食是远远不够吃的。
我祖祖已是80高龄，身体，之前每天酒不离顿，烟不离手，经常捧着根竹筒烟杆，吸得滋滋作响，到了此时，已不烟不酒了；最难受的还是缺油荤，常听到祖祖皱着脸喊，“妈吔，我肠子生锈了呃！”于是，祖母就拿祖父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去土布市埸(现新华书店对门)换回10个鸡蛋。当然，总去买黑市鸡蛋也不是办法，更何况后来连黑市鸡蛋也没得卖了。于是，一个周末下午我放学后，祖母便要我去一泗滩观音堂，找我德顾堂叔弄些黄鳝来补身子。我当时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娃，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能连夜走乡间小路往返80余里。记得我从二背后走完那条1958年修的到一泗滩的小公路，天就黑了，好在天边有一牙月，依稀能看见路。那时胆小信鬼，总觉得背后有一团黑黢黢的东西紧跟着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前赶；渴了，就到田边捧口水喝，也不管干净不干净。到观音堂已是半夜，把堂叔喊起来，打了火把到田里捉了些黄鳝，又连夜返回城里。但是，不久后祖祖还是走了，躺在竹椅上，清醒白醒，没有一声咳嗽，没有一口痰，只听喉咙咕噜一声，祖母说祖祖落气了。
祖父是名医，我有时去医院，看到长长的队伍直排到了楼梯口。祖父把脉口述，他徒弟（后来的中医院院长）付佑芝就埋头写单子。病人看不完，有时还撵到家里来，祖父也从不拒绝。然而病人一走，他就成病人了，——颓然地坐在那把被身子磨得油黑发亮的藤椅上，不停地喘气，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和祖父交流很少，我知道，不是他不爱说话，也不是他说不来话，而是他太累了。祖母的心痛，我们是看在眼里的，但凡有好吃的，祖母都先端给祖父。后来四叔下乡到老家永兴庙当农民，有时弄些黄鳝来，祖父就亲自操厨。他将黄鳝洗净，锅烧辣放些许油，然后倒入并迅速盖上锅盖，黄鳝便在热锅热油之下挣扎翻滚变为"盘龙"，用手撕去肚腸杂物，加上酸姜海椒真美不可言。
我在河坝街胜利小学，同学多属家庭条件不好，经受着饥饿考验，所以不及放学，便吵嚷回家。学生不好管，以致班主任刘老师有两次哭了鼻子，后来林校长换来满脸络腮胡子的张老师来管我们，纪律虽然好了些，但肚皮空空，哪有心思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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