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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央视新闻官方
例如滑雪场地是在自然条件下形成,因此可以通过社会化资源来进行培养,但这种培养仍然是阶段性的。
“若以冰上训练或是田径项目为例,租赁这些场地,单靠个人资源来实现仍然有很多限制。”据刘阳透露,“更何况到了训练后期,当运动员进入职业化阶段后,继续进行社会化培养也是不太现实的。”
3、中国体育经纪的难题由于中外运动员培训体系的不同,就衍生出商业化路径和开发能力上的差异。
一般而言,国内体育明星商业开发中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及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在具体操作层面,国家级运动员的商业开发及管理仍归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统筹。
“10年前,运动员们是不能随便接广告的。”北京夏奥志愿者和冬奥装备经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专家李理表示,“在很多人的概念中,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的,因此商业价值的归属问题毋庸置疑。”
当然,在《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产业政策发布后,在国内运动员商业化探索方面已然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很多运动员都开始选择和社会性经营的体育经纪公司签约。”刘阳表示,虽然运动员具体的商业合作还要和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报备,但总体上沟通起来已经十分顺畅。
唯一的潜在矛盾可能在于,有些项目团队正在洽谈某个品类的商业合作,如果运动员个人也身负同类型合约,就需要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现在更多承担着管理和保护运动员的作用。”他补充道。
相比之下,国外运动员虽然训练成本相对更高,但在商业化开发方面似乎拥有更高的自主权。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运动员商业开发链条中的另一重要角色——体育经纪。一般而言,运动员的经纪人可分为个人经纪人(家人经纪团队)和专业体育经纪公司两种。
“美国顶级的经纪公司普遍走的是‘体育+娱乐’路线。”江枫表示,而国内的体育运动员更多时候还代表国家形象,很难做到高度的娱乐化。
个人经纪的优势在于不用和第三方分账,但缺点也显而易见。
“家人作为经纪人的风险在于其专业化和资源都不够强,在为运动员承接商业合作时往往会显得不够客观。”刘阳表示,短道速滑名将武大靖和“天才少女”谷爱凌的经纪人都是其家人。
相比之下,专业的体育经纪公司则普遍会为运动员规划更为长远的商业发展蓝图,在短期内过度消耗运动员IP的现象较少发生。
例如,苏翊鸣背靠的就是体育娱乐巨头Endeavor,他在夺冠后的低调和谷爱凌的代言热度已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背后则是专业经纪公司和家庭型经纪的差异化考量。
而国内体育经纪行业发展时间较短,也导致了部分经纪人浑水摸鱼。“我认识很多经纪人就是吃差价,至于这个商业合作是否适合这个运动员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李理表示。
相比之下,很多国外运动员的经纪人为律师出身,在商业合作中可以更好地保护运动员的权益不受侵害。
另一方面,扶持和绑定青少年运动员是国外品牌的惯用套路,而在国内,这种“提早耕耘”的思路似乎并不被大多数品牌和经纪公司认可。
“体育经纪公司在前期培养运动员方面并没有付出任何成本,这是由培养方式决定的。经纪公司的角色就是帮助运动员做商业开发,如果没有类似艺人经纪一样的前期投入,体育经纪公司并没有资格和运动员做长期捆绑。”严小琰说,她认为在运动员赛出成绩后再去签约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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