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如来藏的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如来藏缘起 _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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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来藏”的问题，在北传佛教内部，一直算得上是“禁忌” 。从古至今的很多大德，在关于藏识（即如来藏与阿赖耶识）方面的回答上，都比较含混。包括太虚大师在内的近代高僧，在这个问题上，其基本逻辑大致如下：
“因为如来藏是汉传八宗的立宗根本，千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它必定是对的。”
当然，这并非是太虚大师的原话，而是笔者对其相关论著的概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看太虚大师的论著，庵主将一些篇目列在这里：《佛法之原理修学及其建立》、《真现实论宗依论》、《真现实论宗体论》、《大佛顶首楞严经摄论》、《大乘起信论略释》、《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讲录》以及《中国佛学》等。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汉传大部分的僧众，又以极富特色的方式，来回答外界对如来藏的争论。
“太虚大师是这样说的，祖师都这样说，所以它是对的。”
这倒不是笔者的调侃，而是北传的一大传统。当然，你要我去破祖师，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一味地跟在祖师后面叫好，也不是一个读书人的所为。
思来想去，笔者认为要回顾历史，将如来藏、阿赖耶识的来龙去脉梳理一下。自然，读者中间很多都是高人，大家姑且听我胡说八道一番吧。
近代关于如来藏的争议，是来自于对大乘的质疑。而对大乘的质疑，是来自原始佛教的提出。原始佛教概念的提出，最先来自于欧美的历史学界，而后影响到了日本佛学界，最后将战火烧到了大陆。
就佛学研究来讲，北传在这方面一直都比较弱，不如日本、法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当然，我们国内的信众一般不会这么认为，这是学术界的看法。
“历史学的高度发展，对于宗教是灭顶之灾。”
这句话是有现实意义的，而且，包括佛教在内的任何宗教，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历史学家们在逐渐还原真相的同时，也揭开了很多宗教的遮羞布，戳穿了很多的谎言。对于教徒来讲，这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佛学”与“学佛”的区别，一直被信众反复强调——神学是最后一道防线。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大致的形成过程都是如此。一群人提出了某些问题，一个人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受到一群人的追捧，个人崇拜到极致就化成了神明。而后，形成了专门的教团，有了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并且成为了被信奉的真理。
历史、哲学、文学和神学，是任何宗教的“四条腿” 。但科学改变了人们对于很多事物的认知，以佛教为例，随着佛教历史以清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学的遮羞布就靠不住了。而佛教哲学，也有着它的一些漏洞，那神学就成为了唯一的防线。
世界上任何的宗教，都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要在文章开头的时候，扯到这些东西呢？这里就要提一下，笔者本身的态度与立场——不讨论不可证伪的、绝对主观的、不可重复的神学，当然，也包括了玄学在内。
我不说它绝对没有，但是我不讨论它。否则的话，根本讲不清楚。曾见过很多人，当你讲历史的时候，他跟你讲文学。当你讲哲学的时候，他跟你讲神学。一句“没有实修”，可以扫平一切障碍；一句“没有实证”，永远立于不败。
这是不可以的。至少，在我的评论区内，不欢迎这样的人。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学术界统一整理出的佛教发展史。
首先，西方的学者们，在比对了汉地、藏地、日本以及锡兰等地的佛藏后，提出了“原始佛教”这个概念。当然，这原本是历史学界的区分方法，但它深刻地影响到了教内。
有了“原始佛教”，就有了之后的“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乘佛教时期”，这我们传统的观念是不同的。无论是“三时教法”还是“五时教法”，都不认为佛说法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只是时机和对象上的不同。
对于“原始佛教”这样的教法，北传内部是比较排斥的。因为它引出了严重的争论——大乘法是不是悉达多说的呢？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十分严重，尤其是对于汉地来说。
但是，排斥这种说法的一般是教内人士，学术圈的学者们并不如此认为。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大量的文物资料出土，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学者，经过数十年的考据、论证，基本已经还原了佛教的历史。
它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顺序的，汗牛充栋的佛经，也并非是同时出现的。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人，编纂了不同的佛经以及解释佛经的各种“论”，然后经由不同的渠道传播。
这样的学术观点，对于北传的打击就非常大了，尤其是中国内地。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藏经，数量实在是过于庞杂。一个人耗费一生的精力，都很难将其通读下来（注意，不是翻翻就好），遑论融会贯通。
同时，不同的经典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按照汉地以往的传统，认为这都是文字上的差异，实际上它们都是圆融的。
“只不过，心性没有达到澄明的状态，无法体味到三藏圆融罢了。”
但是，西方佛教学者提出的观点，冲击了这样的传统解释。
“不是同一时期、同一人的作品，当然会有冲突的地方。”
这样的思想，首先就影响到了日本，而且日本学者很快就接受了。当然，这与日本当时的环境有关。一方面，日本在近代逐渐摒弃了东方而向西方靠齐，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学习了西方；另一方面，佛教当时在日本已经走向衰落，所以西学受到的阻力并不大。故而，日本学者一开始就能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一点也不稀奇。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宝岛台湾。台湾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叛逆”的高僧，比如被内地批判的印顺导师。但实际上，印顺是维护大乘的，只不过比较隐晦。
受到冲击的教内高僧，不得不出来“应战”，否则北传就立不住脚。
那么，西方以及日本学界，对于佛教经典的具体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在木村泰贤等人的《原始佛教思想论》中，提出了“巴利语原典最古老”的看法。紧随其后的，是千年以来被贬低为“焦芽败种”的《四阿含》。他们认为，《巴利圣典》在公元前200年左右集结完成，公元前150年左右在斯里兰卡成书。而《四阿含》，则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由梵文写成。
当然，汉地也有十分著名的佛教学者，走到了世界佛学研究的前沿。他就是备受争议的吕澂大德，他提出了“阿含经是糅杂各部派学说的综合体”这一观点，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随后出现的，便是大乘经典，在公元前1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最早出现的，是《六波罗蜜经》以及《菩萨藏经》，这被认为是大乘的源头之一。大约过了100年，般若类的经典被造了出来，再过了100年，法华类的经典横空出世。与《法华经》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以《华严经》为代表的华严类经典。
此后，宝积类、净土类的经典问世，《维摩诘经》也大致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之间，龙树的“中观”思想逐渐成熟，《中论》、《大智度论》等经典开始成书。龙树之后，代表“佛性论”的《大般涅槃经》、《胜鬘经》等，在公元3世纪后出现。与此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楞伽经》、《解深密经》以及《阿毗达磨大乘经》等等。
最后出现的，是世亲无著的瑜伽行派，代表作是《俱舍论》、《唯识二十论》等，时间大约在公元4世纪到公元5世纪。当然，这里列出的都是显教的经典，密乘经典出现的时间更晚。密教与本文关系不大，所以不做任何讨论。
那么，这些原本是对于佛教历史的整理，如何就引发了教内与教外的大争论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学术界梳理了佛教历史之后，整理出了17个问题。他们认为，围绕着这17个问题，佛教内部由此一直争论不断，并且形成了汗牛充栋的典籍。

1.“持金钱戒”，引发了毗舍离城大集结；
2.“大天五事”，引发了阿罗汉是否清净，导致阿难系的长老僧团出走；
3.佛所说的，是否应当完全接受？引发了圣言量的讨论；
4.补特伽罗是否存在，导致了部派的再度大分裂；
5.佛是完全出世还是有所入世？这引发了菩萨道的问题；
6.供养佛塔是否有功德？这引发了偶像崇拜的问题；
7.过去与未来，是否完全存在？这引发了关于三世的不同看法；
8.诸法是有还是无？这引发了中观与瑜伽行派两支的出现；
9.中阴是有还是无？这引发了“六道”还是“七道”的争论；
10.随眠（习气）与心是否相应？这影响了菩萨戒的发展；
11.未受报的业力是否存在？引发了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的争论；
12.心性是杂染的还是纯净的？引发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关系讨论；
13.菩萨如何定义？引发修行体系的分歧；
14.大乘是佛说的吗？千年以来大小乘争论不休；
15.心是否有间断，还是连续不断的？影响了第八识的理论；
16.灭定尽后，是否还有心识活动？引发罗汉与菩萨果位的大争论；
17.心是直接对境，还是间接缘境？引发了唯识学内部的讨论。

对于以上的每一个问题，不同的流派都有不同的回答。因此，这些僧团在得不到统一的情形下，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有些僧团虽然在后来消亡了，但它们的影响力还存在，有的被文字记录下来，被收纳到了经藏当中。而有的，则直接被其他体系的僧团吸收，继续发展传承下去。
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些是无法解决的，比如补特伽罗的有无问题。而有些是已经解决了的，比如出世入世的问题、佛塔崇拜的问题等等。由此，问题的焦点再度集中在“大乘是非佛说”上，而其中的聚光部分则是如来藏与阿赖耶识。
20世纪末期，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舟桥一哉，公开地发表文章，质疑《大乘起信论》的真实性。这一质疑，立刻引发了内地佛学界的巨大震动，作为千年以来的基本经典，《起信论》遭到质疑无疑是灭顶之灾。
由此，武昌佛学院的太虚大师，站出来驳斥舟桥一哉的文章。太虚大师认为，《大乘起信论》阐述的，是“智如合一”的“有为真如”，是与印度如来藏思想一脉相承的。由此，太虚大师等人得出结论，大乘北传佛教与释迦在世时的佛教，是同根同源的。
但是，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老先生，则认为《大乘起信论》阐述的如来藏，是“中国化”的产物。支那内学院摆脱了中观的立场，而是站在唯识清净种子的角度，去看待《起信论》中的如来藏思想。
在唯识的体系之下，真如和正智是分离的两种东西，它们并不能等同于一样东西。由此，欧阳竟无先生的所指，就非常明显了。与他处在同一阵营的，还有台湾的印顺导师，他对于《起信论》的看法则更为露骨。
“如来藏是梵化之后具备神我色彩的不了义，是真常唯心的大乘思想。”
当然，印顺老法师也由此备受批判，但他的著作一直是各大佛学院的教材。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笔者有时候也感到比较尴尬。
当然，这场争论一直都没有具体的结论，因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以太虚大师为首的僧团，自然是不能否定《起信论》的。因为一旦日本学者占了上风，那天台、华严、法相、禅宗、净土等诸多宗派，都成为有违佛意的“梵我一体”沙门思潮。也就是说，中国人信仰了千年的汉传八大宗，竟成了外道的学说。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整个汉传的体系就要由此而崩塌，太虚大师等人有责任维护它。在这个问题上，再多的争论都不会有意义，因为这是根本性的东西。太虚大师以后，关于如来藏的问题时有讨论，但结果都与其在世时一样——各执一词。
笔者也是如此，没有那个能力去肯定或者是否定如来藏。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历史，了解一下如来藏思想的诞生过程。当然，大前提是，各位认同佛教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中观、唯识以及如来藏等大乘流派，争论的根源在哪里呢？其实，它来自于佛教一个非常古老的原始命题——“心性本净，客尘所染” 。
上座部认为，“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这是如来藏思想的基本雏形。但是，有部高僧则认为，“心性本染”，解脱就是以另一种清净的心，去替代杂染的心。而大众部则认为，“心性本净，但已杂染”，众生就像穿着脏衣服一样，修行换上干净的衣服就是解脱。而且，大众部认为，一旦心性清净了，就不会受到杂染。
这样的一个源头问题，在岁月的长河中导致巨大的分歧。后来的中观、唯识以及佛性论等思想，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央崛摩罗经》中，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即“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 。而在《楞伽经》中，又提到了包括《央崛摩罗经》在内的四种经典，即《缚象经》、《胜鬘经》以及《大云经》。
这些经典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与上座部的观点十分相似，即如来藏指的是众生本来清净的心性，但由于外在客尘染着而无法成佛。
但里面又有着鲜明的大乘的特征，即驳斥“有我见”与“偏空见”两类人，认为他们都是“颠倒妄想” 。
在《佛说胜鬘经》中，进一步说明了一个问题——“佛与众生到具备如来藏”，也就是现在常被提到的“自性清净心” 。然而，在这部经典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来藏具备两种智慧。
“空如来藏智”和“不空如来藏智”，众生要想抵达解脱，就要由前者修行到后者。它强调的是什么？是“究竟一乘”和“愿力”的作用，认为如来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佛法。这样的观点，在另外一部经典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它就是《不增不减经》，并且被《宝性论》所引用。在这里，如来藏的概念进一步得到了扩大，“众生界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如来法身” 。与此同时，法界、法身、第一义谛、如来智慧境界，在此经中都是同一位格的。
但是，它们换了一个说法——“如来法身为烦恼所缠绕，故而名之为众生” 。到这里，就非常清楚了，这与我们日常熟知的“佛性论”何其相似！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明心见性就能成佛” 。
在此之后，如来、菩萨、众生被放在了同一界中，他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烦恼习气的差别。“离一切烦恼，称愿归往彼清净法土者，即名如来”，好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来藏经》横空出世了。
它不厌其烦地以九种譬喻，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缠如来藏”和“清净如来藏”之间的关系。大家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到这里，如来藏的思想基本就成型了。这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切观念，都是非常一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等等，无不与如来藏思想有关。
如来藏成型之后，它的具体理论被延伸了出来，并且形成了北传不同的宗派。《涅槃经》、《楞伽经》、《密严经》，这三部经典是如来藏思想的集大成者，它们在不同的角度发挥了如来藏理论。
《涅槃经》提出“佛身是常”，涅槃是永恒不变的、如同金刚一般坚固的。而如来法身，更不是断灭的空无，它具备“常乐我净”四大功德。至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在这部经典中被正式地提了出来，影响了汉地一千多年。
【看如来藏的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如来藏缘起】而《楞伽经》和《密严经》，则发展出了独特的修证体系。《楞伽经》提出了几个基本的重要概念，“八识”、“二无我”、“五法”、“三自性”等等，将众生与佛完全地统一了起来。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通过讨论“心识”与“智识”的关系，将“法界即众生界”这一思想确认了下来。
而后，《密严经》与《楞伽经》一起，将如来藏体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不仅影响了中观派的理论，还将其与瑜伽行派统一了起来，使其糅杂在一起贯彻到大乘的诸多宗派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修证体系。
当然，以上都是一些大致的叙述。如来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基本贯彻了北传的各个宗派，并且发展出了不同的形态。要想具体地探讨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笔者也无法以三言两语讲清楚。
但是，通过以上的这篇文章，我们明白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了解教内教外的一些争议点。同时，简单地梳理出佛教的发展脉络，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还是阐明一下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
虽然，历史研究会打碎很多人的幻想。但我以为，清醒和勇敢，是人类最宝贵的两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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