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对比1964年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看日本国运兴衰( 二 )


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
实际上,在1964年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后,日本还于1972年、1998年举办过札幌冬奥会和长野冬奥会,但前者在当时不过是锦上添花,后者则没有终结日本“失去的十年”。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日本的国运转眼间已延续了3个“失去的十年”。有分析说,1964年,日本还没有受到老龄化、少子化的困扰。当时近一半的日本家庭至少有4名成员,约1/4的家庭至少有6名成员,而现在近1/3的家庭只有两个人。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迅速,几乎没有失业现象。超过30%的人从事制造业,近1/4的人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过去三四十年,在就业机会流向更廉价的海外市场之后,日本绝大多数工作岗位在服务业,25%在制造业。
1964年被日本民众看成是巨大的成功先例,且“奥运红利”持续了十余年。为此,日本以向世界展示灾后重建为主旨,再一次申办东奥成功,并希望以此提振经济。在疫情发生前,日本政府将奥运视为“旅游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一环,期望在奥运年实现 4000 万人次的国际游客访日目标,用外需弥补内需的疲软。尽管按照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估算,无观众举办奥运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微乎其微——与2020财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占比仅约为0.02%,但日本各界更看重的是新的东京奥运会能推动日本通信、AI、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人员采访时坦言,“东京奥运会的大环境越是严峻,日本就越需要更多更高的技术来支持。如果不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日本可能还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多的技术创新。”这也是日本哪怕“赔钱”也要坚持办奥运的原因之一。日本政府显然有着更长远的打算。日本国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曾表示,为迎接本届东奥,也为今后能更好地迎接外国游客,日本在完善观光资源上投入很大,包括Wi-Fi 设备、无障碍设施、多语言支持服务等。换个角度看,有了这样一个准备期,当日本重新打开国门时,外国游客对日本的满意度会更高。
据SCSK株式会社董事会主席田渕正朗透露,为迎接奥运会,日本各行各业从申奥成功后开始发展商务新模式,直到疫情出现前,因筹备奥运带来的经济效应其实已显现出七八成,应该说,这也是2020年东奥的“红利”。
两届东奥其实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6月,日本NHK针对举办奥运会做过一次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0.6%的人认为“办奥运加重国民负担”,有58.9%的人认为“应把办奥运的钱花到解决其他问题上”,有47.1%的人认为“奥运跟我没什么关系”。可见,首届东京奥运会举办前,没有完全得到民众的支持。不过,等奥运会结束后的调查结果又显示,89.8%的人都认为“办奥运有利于日本发展”。民众意识上的前后差距,其实跟眼下的日本也很像:直到7月23日开幕式当天,东京各处还能看到反对办奥运的示威者,但开幕式当晚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已表明日本民众的心态有所转变。据日媒报道,与东京奥运会开幕前相比,一些奥运商品直营店的销量也增加了近10倍。有日本民众和《环球时报》采访人员开玩笑说:“静待奥运结束后的舆论结果吧,让我们见证一下奥运的力量!”
“重拍经典的努力令人失望”
欧美舆论对两届东京奥运会的对比非常多。彭博社称,在日本刚赢得1964年东奥主办权的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个国家的繁荣才刚刚开始,城市的扩张从推倒摇摇欲坠的木房子和简陋的棚户区拉开序幕。很快,东京借奥运会完成前所未有的城市转型,也给后来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汉城(首尔)、北京提供了参考。但2020年东京奥运会因没有提供新的发展模式而被人诟病。日本社会学家吉见俊哉在《奥运与战后》一书中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城市的看法,从‘更快、更高、更强’转变为‘更愉快、更有弹性、更可持续’。奥运会未必能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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