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凌|女足夺冠、谷爱凌夺金,李一诺谈女性力量:活出了职业和生命价值( 二 )


李一诺:我不会带他们(孩子们)去上补习班 , 我觉得大家需要避免的陷阱就是把一些东西标签化 。 比如说补习班到底是好还是坏 , 我觉得他可能是中性的 , 他对有些孩子就像谷爱凌在美国生长 , 就补个一两天我觉得可以 。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在上补习班 , 每个人都在课外加量做这种剧场效应 , 那它就是有害的 。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总把补习班放在个人家庭和选择的层面来讲 , 那些去黄庄上补习班的家庭可能也并不愿意 , 但是他受到了体系性的压力 , 比方班里所有的人都在上 , 这是他的选择但是他迫于压力来做的选择 。
其实最终为什么会导致大量的补习 , 说到底还是因为你在评价体系里 。 我开玩笑说如果哪天清华要考开拖拉机 , 那大家都去学拖拉机了 。 其实最终大家都是在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下面做自己家庭的选择和行为 。
谈生育与教育:
平衡工作与生活是不可能的 , 更重要的是取舍
新京报:你在做项目经理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孩子 , 后来成为董事合伙人其实工作的强度也翻倍了 , 你是怎么样做到又接着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呢?
李一诺:当时我结婚8年都没有要孩子 , 我那时候确实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孩子 。 有了老大之后 , 因为我是独生子女 , 但小时候也有表姐妹兄弟 , 是我特别美好的记忆 , 所以决定多要几个孩子 , 也希望他们的年龄比较相仿 , 有玩伴 。
想清楚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 , 既然一定要做的话不如趁早 。 工作的事情那时候觉得肯定是可以安排的 , 但生孩子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时间窗口的 。 一开始的想法是我事情很多 , 孩子又多一个我很难平衡 , 但后来很快意识到 , 平衡是不可能的 , 所谓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假象或者是幻象 , 所以更重要的是关于取舍 。
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 , 我在生活里 , 有些事情不会做 , 在工作里面也是很多事情我就会不接 。 人不可能什么都要 , 但是反过来讲 , 这也逼着我们在各个领域成为一个更深入的思考者 , 因为我们在工作里面或者是在生活里面 , 其实都有很多时候是在浪费时间 , 做无用功 , 所以其实反而是逼着你去真正想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 到底哪些事情是值得投入时间的 。
新京报:你怎么看国内尤其是一二线城市这样的一些女性的较低的生育率?
李一诺: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 , 我也不是人口专家 , 但是有几个想法 。
首先 , 整体来讲 , 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的增高 , 生育的意愿下降 , 在全球都是这样的 , 因为其实生育对女性来讲 , 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 , 限制性要多于幸福感 , 所以 , 整体的趋势肯定是这样的 , 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
第二 , 我觉得就算是在这种趋势下 , 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 支持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 像前面讲到的 , 女性问题 , 不是一个玫瑰色娱乐问题 , 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 现在对女性还是有大量的结构性的限制 。 这些限制不破除 ,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
生育是“显性”的结果 , 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出生或者没孩子出生 , 但实际上对女性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往往是隐性的 , 像刚才讲的那些无报酬的工作 , 你在家里你擦地你老公不擦地 , 但如果没有人去调查谁知道 , 似乎也没有什么社会后果 。
这些隐性的结构性问题 , 如果用冰山做比喻 ,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是冰山下面的 , 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上面的问题 , 像有多少孩子出生 。 但真正的问题是冰山下的问题 , 如果冰山下的问题不去解决 , 只说你一定要生孩子 , 不就把人当成了生育机器了 , 这是很野蛮的行为 , 是不文明的思考方式 。 所以如果由显性的新生儿下降 , 能够让大家去看到下面隐性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 也算一个进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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